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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:全球化与弱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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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-5-7 10:48 发布人:天策CJ  来源:网络  阅读:4206
 
 

    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,西方正发生着严重的政治危机。在苏联解体之后,西方普遍盛行乐观主义,于是出现了福山的《历史的终结》理论,认为基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民主政治,是人类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制度。但现在很少人再可以这么说了,西方学术界和政界的很多人趋向悲观。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就是,在这一波全球化到来之后,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弱政府现象。不管什么样的制度背景,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主义,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,弱政府是个普遍现象。
    在北美和欧洲,这些传统上被定义为民主的国家,现存的民主已经难以产生一个强政府,甚至有效政府。在阿拉伯世界,社会抗议运动(一些人称之为“民主化”运动)不断瘫痪着一个又一个政府。在亚洲,日本政坛的不稳定尽人皆知(六年里产生了五个政府)。泰国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等国家都面临政治稳定的不确定性问题。
    全球化如何弱化主权国家的政府?西方比较典型。全球化在西方首先发生,其出现的问题具有标志性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西方就有很多学者开始观察到,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挑战。实际上,正如本栏上周所讨论过的,经济主权的消失已经弱化了主权政府。我们所提到的所有要素,例如经济道德的消失、就业的困难、税收的减少等等都在弱化着主权政府。如果这些是经济面的因素,那么西方民主的转型更是弱化着主权政府。
    历史地看,西方的民主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,或者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,而每一次转型都不是强化政府,而是使得政府更加弱化。
    
    西方民主的三大转型
    
    在西方民主的历史上,第一波民主化可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化。在民主化之前,西方大多是君主贵族政权。资产阶级是第一个有能力和君主贵族分享权力的社会群体。第一波民主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,也就是精英民主。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,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配合得非常好,即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。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,政权本身是资产阶级所产生,前者是后者的代表。从经济形式看,这个相当长的阶段属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。政府和资本往往站在一起,对雇佣工人(劳动者)进行剥削。这种“人吃人”资本主义可以从马克思、狄更斯、雨果等等作家的描述中看得非常清楚。
    第二波西方民主化的动力是工人阶级。资产阶级为了利润,大力发展产业,到处拓展市场。结果,不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,而且也培养出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队伍。这个阶级早期受资产阶级的剥削,但随着其组织化程度的提高,其“人口”力量越来越强大。他们开始要和资产阶级分享权力,要求改善劳动条件,提高工资等等。工人阶级运动开始发挥政治影响力。工人阶级运动的崛起,为西方民主引入了巨大的变化动力。
    首先是西方民主开始从原先的精英(资产阶级)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型。工人阶级凭借其“人口”的力量,要求政治参与,要求普选权。继资产阶级之后,工人阶级也变成进入了政治过程的社会群体。其次,促成了劳动关系的变化。之前,政府和资本结合在一起,对劳动者进行剥削。工人阶级崛起之后,政府开始和资本分离。这种分离符合资本和劳动者双方的利益。对资本来说,这种分离有利于政府在劳资双方做一个比较中立的角色,来缓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,调和两者之间利益。这尤其表现在法团主义(corporatism)的制度安排上。
    第三,政府和资本分离也促成了西方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制度(regulatory regime)的确立。这一点很重要。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,资产阶级唯利是图,根本不顾工人、消费者、社会的利益。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现象,也曾经在西方长期存在,环境污染、工业事故、毒食品等等。但随着政府和资本的分离,政府开始有条件来确立制度,规制资本的运作。很显然,一旦开始分离,政府开始把权力基于工人的选票之上,从而至少减少了政治权力对资本的依赖。没有这种分离,没有工人阶级对政府权力的支持,西方规制型政府不可能产生。
    第四,在社会制度上,西方开始从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制度转型。资本的唯一目标是利润。西方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,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,而是西方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结果。工人阶级运动扮演了主要角色。社会主义产生于西方是有其道理的。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是确立社会制度,包括社会保障、医疗、教育、公共住房等等。当然,这些社会目标并不是一步到位的,而是通过长期的发展而得到确立的。最初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只局限于最低劳动保护、工资等方面。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西方确立了一整套市场制度,社会主义的发展则为西方确立了一整套国家社会制度。
    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是自己的“掘墓人”。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资产阶级产生和培养了自己的竞争者,即工人阶级,但工人阶级并不注定要成为资产阶级的“掘墓人”。在资本主义先发展的国家,工人阶级的崛起不仅没有“埋葬”资产阶级,反而拯救了资产阶级,促成资产阶级向另一个方向发展,即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。社会主义运动导致了社会制度的确立,保障了工人的基本利益,从而保障了社会的稳定;社会的稳定反过来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。同时,资本不再单纯依赖于对工人阶级的高强度的剥削,而是转而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。工业资本主义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,也促成了工人从简单的劳作转型成为技术工人。在这一过程中,昔日的无产阶级转型成为中产阶级。社会制度和中产阶级便是消费社会的支柱或者基础。这样,西方的经济也具有了充足的发展动力。
    
    “通往奴役的道路”
    
    但是,在后发展中国家,包括俄国和中国,工人阶级则的确成为了资产阶级的“掘墓人”。在这些后发展国家,国家政权并不像先发展国家那样,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充当一个协调者,而是和劳动站在一起。国家政权和劳动的一体化构成了巨大的力量,消灭了资本和资本赖以生存的市场。当然,在这些国家,资本的力量本来就不是很强。消灭了资本之后,这些国家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日后的“计划经济”的道路。但是,在消灭了资本之后,谁来发展经济?消灭了市场,又如何发展经济?
    如日后的历史所证明的,“计划经济”最终走上了经济学家海耶克所说的“通往奴役的道路”。没有了发展经济的主体与动力,贫穷也成为必然。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计划经济,导致了普遍的贫穷即贫穷社会主义不难理解。社会主义本来就是要使得经济发展更加公平,更加可持续发展,但贫穷社会主义最后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。实现苏联模式贫穷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,在和西方国家的竞争过程中败下阵来。而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重新接受市场经济,才避免了和苏联的命运。
    第三波西方民主就是大众民主。资产阶级创造了工人阶级,工人阶级进入政治过程,这使得西方民主大众化变得不可避免。之后,各种社会群体包括妇女、少数种族等也通过各种社会运动(例如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)进入政治过程,民主的大众化过程至少从理论上说完成。现在人们把很多权利和民主化联系起来。在历史上看,的确很多权利尤其是公民的政治权力是随着民主化而产生的。
    不过,我们要注意两点。第一,很多方面的权利,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权利,在民主化之前已经实现。西方很多方面的社会制度建设发生在大众民主化之前,甚至在专制主义阶段。最明显的就是法国的教育制度是在拿破仑时代建立的;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“铁血宰相”俾斯麦时代建立的。可以说,西方大多数基本国家制度,和大众民主化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。历史经验表明,大部分国家制度必须在大众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。如果不能得到建立,那么在民主化之后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    民主化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。不过,这种政治能量可以有效地摧毁现有的制度,但不能同样有效地建设新制度。历史地看,民主政治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贡献并不很大。我们可以举美国为例。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,其大部分制度都是建国那一代政治领袖建立的,后来只是修修补补。只有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,当社会经济的动荡威胁到政权生存的情况下,才利用危机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。这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,美国政府也试图为穷人建立医疗保障制度,但遇到了极大的困难,前途未卜。可能是危机不够深刻吧!在危机没有对政权产生足够威胁的情况下,各方面的力量很难妥协,重大的改革自然很难成功。实际上,民主制度是一种极其保守的制度。在民主政治下,各方面的利益都可以得到表达,但要他们之间作重大的妥协则非常困难,因此民主制度非常有利于维持现状。
    民主社会事实上仍不平等
    第二,民主政治所给予的权利大多上是理论上和法律上的,而非实际上的。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、自由、参与等等一系列人类所向往的原则,但并不是说民主化了之后,这些权利就会自动实现。道理很简单,这些权利的实现是需要很多条件的。民主政治在法律上保障人人的机会平等,但现实则是不平等的。尽管在民主大众化之后,原先建立的各种国家制度变得更加平等,对弱势社会阶层有利,但并不是说在实际层面,每一个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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